发个单章,专门解释下文姜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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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计很多读者对于主角娶文姜是个毒点,枕中也不止一次的看到很多人吐槽主角要戴原谅帽了。
本书的第五章,枕中也解释过这个问题,但是有读者对此并不买账,认为枕中是为文姜洗白。
要弄清楚文姜是否与其兄私通的问题,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明白这种说法最先是从哪传出来。
最先讲到文姜与其兄私通的是《左传》,《春秋》三传中只有《左传》这么言辞凿凿的讲,而后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有讲到,接着还有《毛诗》也出言讽刺过。
《毛诗》的相关问题,枕中在第五章已经论述过,在此就不在赘言。而学术界的一般说法认为,《史记》中和《左传》中大致相同的地方,都可以认为《史记》是在抄《左传》(这个有条件的可以去问问,看看枕中是不是在瞎说。)
所以,可以这样说,文姜与其兄私通的事是从《左传》中传出来的,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那我们现在来谈论下《左传》的问题,司马迁认为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左丘明,但是,这点的争议很大,近代以来的大学者,如钱穆、郭沫若,认为《左传》并不是左丘明所作而是吴起所作,梁启超、康有为则认为这是汉代刘歆的伪作。
总而言之,《左传》成书最早的时间应该是战国初期,进一步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。而根据《史记》、《论语》等一些资料记述,左丘明生活在鲁国的襄、昭、定、哀公时期,年龄大约与孔子仿佛。由此计算,即使左丘明年龄小于孔子二三十岁并且高寿,也活不到公元前403年。
由此,我们可以知道,《左传》托名伪作的嫌疑极大,若将《左传》的成书时间定为战国时期,那么,此时正是儒家思想在民间蓬勃发展的时期,《左传》在此时解读出文姜之乱,可以说是为其解经服务的。《左传》解经突出一个“礼”,礼既是是非的标准,也能决定人物与事件的成败。《春秋》记载,鲁桓公在会见齐襄公那年死在了齐国。《左传》认为《春秋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,肯定是有微言大义的,接着就从“礼”的角度去审视鲁桓公之死:鲁桓死在国外,其中肯定有非礼的因素。恰好鲁桓公去见齐襄公时带了夫人,于是鲁桓的死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咎于夫人。《左传》认为国君带夫人出访是不合礼的,不合礼就不祥,不祥就不会有好结果——《左传》一向认为女人是祸水。这样,《左传》就完成了对《春秋》微义大义的发掘,并且还以文姜是鲁桓之死的祸根为基调,向世人展示文姜其人及其婚事。
在《左传》作者眼里,文姜嫁给鲁桓公及其在鲁国的所作所为,处处都存在非礼之举。
《左传·桓公三年》:“秋,公子如齐逆女。修先君之好,故曰:‘公子’。齐侯送姜女于讙,非礼也。凡公女嫁于敌国,姊妹,则上卿送之,以礼于先君;公子,则下卿送之,于大国,虽公子亦上卿送之。于天子,则诸卿皆行,公不自送;于小国,则上大夫送之。”
《左传·桓公十八年》:“十八年春,公将行,遂与姜氏如齐。申繻曰:‘女有家,男有室,无相渎也,谓之有礼。易此,必败。’公会齐侯于泺,遂使文姜如齐,齐侯通焉,公谪之,以告。夏,四月丙子,享公。使公子彭生乘公,公薨于车。”
《左传·庄公元年》:“元年春,不称即位,文姜出故也。三月,夫人孙于齐,不称姜氏,绝,不为亲,礼也。”
《左传·庄公二年》:“二年冬,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,书,奸也。”
《左传》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可谓是步步深入,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暗示文姜之无礼。先是说桓公在会齐僖公时就定下婚事是无礼,杜预注:“公不由媒,自与齐侯会而成昏,非礼也。”文姜出嫁,其父齐僖公送女于境,“非礼也”;到了桓公十八年,就说文姜与齐襄公“通”;庄公元年,说庄公与文姜“绝”母子关系。到了庄公二年,见文姜还去与齐襄公见面,就直接书“奸也”。这一年《左传》所记就这一条,颇引人深思。文姜后面几年的活动,包括其死,《左传》干脆就不再记载,可见《左传》对文姜之厌恶到了极点。庄公前面几年,《左传》所记都很简单,文字很少,这也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。
如果我们细心体味一下《左传》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,不难看出《左传》的用心。《左传》为什么要在桓公三年发那么一大通议论,说齐僖公如何如何失礼?无非是说他们的婚姻从最初就有问题。又为什么要在桓公十八年借申繻之口点出“易此必败”?依《左传》的书例,桓公三年和桓公十八年的那些议论实际上都是预言。预言桓公与文姜的结合会给鲁桓公带来不幸,且一定会应验,应验的结果就是鲁桓公带夫人去齐国而死在齐国。所以,《左传》写文姜一直在暗示,文姜嫁桓公这件事上,处处都存在问题,事事都是无礼的。无礼则不祥,不祥则有祸,这个女人就是鲁桓公的祸水。《左传》为了使这个故事更加周密,其中还穿插了桓公六年齐侯欲将文姜嫁给郑太子忽之事。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:“公之未昏于齐也,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。大子忽辞。”有人就认为,为什么齐侯要那么急不可待地把文姜嫁出去呢?是因为齐侯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,所以不待有人来说媒就要把这个女儿嫁掉。郑国太子忽为什么会推辞不要文姜呢?因为他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之事。这实在是把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解读过头了。齐侯原本想把文姜嫁给郑太子忽,他推辞了。后来在打败戎以后,齐侯又说要嫁一个女儿给郑太子忽,他又推辞了。此时,文姜已嫁,难道说齐侯的女儿都淫乱不成?其实,郑太子之所以推辞文姜,只是不想与大国攀亲而已。《左传》如此写太子忽推辞文姜,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强化文姜是祸水这一观念。由此可见,关于文姜与鲁桓公结合等等的不礼言论,都是为鲁桓公之死做铺垫,找理由。关于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在汉民族中很古老,据专家研究,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就已经存在,而《左传》对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枕中所发的这些大段全部都是引述的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,这个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到,枕中无意为文姜洗白,只是选择了枕中认为最合理合逻辑的说法,有些在历史上流传较广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,只不过太过深入人心罢了!
最后,今天的更新问题可能要晚一些,枕中不但需要查资料,还需要想想龙套人物,因为有关于蔡国的记载就只有蔡国国君,而且大部分都是几句话既带过,所以,接下来写蔡国的时候,如果枕中能查到相应的人物那就如实写,不能的话,就只能凭借着偶尔出现的一些只言片语编一些龙套人物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有关春秋初期的记载实在太少,这也是一直以来的创作难点,只能尽量的去贴合当时的社会,加上枕中笔力又弱,所以,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,枕中也不想狡辩,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,这本书,枕中一直都在用心写,很多拿不准的地方,手头资料没翻到的,也查了百度,百度上没有的,也尽量选取符合逻辑的,枕中不是全才也不是天才,暂时只能写成这个样。
最后的最后,拜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、厚爱,23号后隔天两更,枕中没有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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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计很多读者对于主角娶文姜是个毒点,枕中也不止一次的看到很多人吐槽主角要戴原谅帽了。
本书的第五章,枕中也解释过这个问题,但是有读者对此并不买账,认为枕中是为文姜洗白。
要弄清楚文姜是否与其兄私通的问题,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明白这种说法最先是从哪传出来。
最先讲到文姜与其兄私通的是《左传》,《春秋》三传中只有《左传》这么言辞凿凿的讲,而后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有讲到,接着还有《毛诗》也出言讽刺过。
《毛诗》的相关问题,枕中在第五章已经论述过,在此就不在赘言。而学术界的一般说法认为,《史记》中和《左传》中大致相同的地方,都可以认为《史记》是在抄《左传》(这个有条件的可以去问问,看看枕中是不是在瞎说。)
所以,可以这样说,文姜与其兄私通的事是从《左传》中传出来的,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那我们现在来谈论下《左传》的问题,司马迁认为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左丘明,但是,这点的争议很大,近代以来的大学者,如钱穆、郭沫若,认为《左传》并不是左丘明所作而是吴起所作,梁启超、康有为则认为这是汉代刘歆的伪作。
总而言之,《左传》成书最早的时间应该是战国初期,进一步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。而根据《史记》、《论语》等一些资料记述,左丘明生活在鲁国的襄、昭、定、哀公时期,年龄大约与孔子仿佛。由此计算,即使左丘明年龄小于孔子二三十岁并且高寿,也活不到公元前403年。
由此,我们可以知道,《左传》托名伪作的嫌疑极大,若将《左传》的成书时间定为战国时期,那么,此时正是儒家思想在民间蓬勃发展的时期,《左传》在此时解读出文姜之乱,可以说是为其解经服务的。《左传》解经突出一个“礼”,礼既是是非的标准,也能决定人物与事件的成败。《春秋》记载,鲁桓公在会见齐襄公那年死在了齐国。《左传》认为《春秋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,肯定是有微言大义的,接着就从“礼”的角度去审视鲁桓公之死:鲁桓死在国外,其中肯定有非礼的因素。恰好鲁桓公去见齐襄公时带了夫人,于是鲁桓的死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咎于夫人。《左传》认为国君带夫人出访是不合礼的,不合礼就不祥,不祥就不会有好结果——《左传》一向认为女人是祸水。这样,《左传》就完成了对《春秋》微义大义的发掘,并且还以文姜是鲁桓之死的祸根为基调,向世人展示文姜其人及其婚事。
在《左传》作者眼里,文姜嫁给鲁桓公及其在鲁国的所作所为,处处都存在非礼之举。
《左传·桓公三年》:“秋,公子如齐逆女。修先君之好,故曰:‘公子’。齐侯送姜女于讙,非礼也。凡公女嫁于敌国,姊妹,则上卿送之,以礼于先君;公子,则下卿送之,于大国,虽公子亦上卿送之。于天子,则诸卿皆行,公不自送;于小国,则上大夫送之。”
《左传·桓公十八年》:“十八年春,公将行,遂与姜氏如齐。申繻曰:‘女有家,男有室,无相渎也,谓之有礼。易此,必败。’公会齐侯于泺,遂使文姜如齐,齐侯通焉,公谪之,以告。夏,四月丙子,享公。使公子彭生乘公,公薨于车。”
《左传·庄公元年》:“元年春,不称即位,文姜出故也。三月,夫人孙于齐,不称姜氏,绝,不为亲,礼也。”
《左传·庄公二年》:“二年冬,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,书,奸也。”
《左传》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可谓是步步深入,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暗示文姜之无礼。先是说桓公在会齐僖公时就定下婚事是无礼,杜预注:“公不由媒,自与齐侯会而成昏,非礼也。”文姜出嫁,其父齐僖公送女于境,“非礼也”;到了桓公十八年,就说文姜与齐襄公“通”;庄公元年,说庄公与文姜“绝”母子关系。到了庄公二年,见文姜还去与齐襄公见面,就直接书“奸也”。这一年《左传》所记就这一条,颇引人深思。文姜后面几年的活动,包括其死,《左传》干脆就不再记载,可见《左传》对文姜之厌恶到了极点。庄公前面几年,《左传》所记都很简单,文字很少,这也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。
如果我们细心体味一下《左传》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,不难看出《左传》的用心。《左传》为什么要在桓公三年发那么一大通议论,说齐僖公如何如何失礼?无非是说他们的婚姻从最初就有问题。又为什么要在桓公十八年借申繻之口点出“易此必败”?依《左传》的书例,桓公三年和桓公十八年的那些议论实际上都是预言。预言桓公与文姜的结合会给鲁桓公带来不幸,且一定会应验,应验的结果就是鲁桓公带夫人去齐国而死在齐国。所以,《左传》写文姜一直在暗示,文姜嫁桓公这件事上,处处都存在问题,事事都是无礼的。无礼则不祥,不祥则有祸,这个女人就是鲁桓公的祸水。《左传》为了使这个故事更加周密,其中还穿插了桓公六年齐侯欲将文姜嫁给郑太子忽之事。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:“公之未昏于齐也,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。大子忽辞。”有人就认为,为什么齐侯要那么急不可待地把文姜嫁出去呢?是因为齐侯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,所以不待有人来说媒就要把这个女儿嫁掉。郑国太子忽为什么会推辞不要文姜呢?因为他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之事。这实在是把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解读过头了。齐侯原本想把文姜嫁给郑太子忽,他推辞了。后来在打败戎以后,齐侯又说要嫁一个女儿给郑太子忽,他又推辞了。此时,文姜已嫁,难道说齐侯的女儿都淫乱不成?其实,郑太子之所以推辞文姜,只是不想与大国攀亲而已。《左传》如此写太子忽推辞文姜,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强化文姜是祸水这一观念。由此可见,关于文姜与鲁桓公结合等等的不礼言论,都是为鲁桓公之死做铺垫,找理由。关于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在汉民族中很古老,据专家研究,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就已经存在,而《左传》对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枕中所发的这些大段全部都是引述的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,这个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到,枕中无意为文姜洗白,只是选择了枕中认为最合理合逻辑的说法,有些在历史上流传较广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,只不过太过深入人心罢了!
最后,今天的更新问题可能要晚一些,枕中不但需要查资料,还需要想想龙套人物,因为有关于蔡国的记载就只有蔡国国君,而且大部分都是几句话既带过,所以,接下来写蔡国的时候,如果枕中能查到相应的人物那就如实写,不能的话,就只能凭借着偶尔出现的一些只言片语编一些龙套人物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有关春秋初期的记载实在太少,这也是一直以来的创作难点,只能尽量的去贴合当时的社会,加上枕中笔力又弱,所以,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,枕中也不想狡辩,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,这本书,枕中一直都在用心写,很多拿不准的地方,手头资料没翻到的,也查了百度,百度上没有的,也尽量选取符合逻辑的,枕中不是全才也不是天才,暂时只能写成这个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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